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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时期的内参片  

2013-07-08 19:58:08|  分类: 王张江姚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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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“文革”时,由于大批国产的以及国外进口的影片都作为“毒害人民的封、资、修作品”受到批判,被封存。能公映的影片中,外国片只有《列宁在1918》、《列宁在十月》等极少数苏联早期影片;国产片也只有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等有限的几部。到“文革”中后期,10亿中国观众只能看8个样板戏拍成的电影,银幕上再也见不到其他国家影片的影子了。直到“文革”末期,才有几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公映。精神处于极度饥渴的中国观众把这仅有的几部外国片视为甘泉,一时间,这些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的影片竟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观众,成了一大奇闻!


       尽管外界公映的电影极度匮乏,但是,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工作却并没有中断,那就是译制“内参片”。其他电影厂也陆续接到译制外国影片的任务,如以前很少搞译制片的八一厂,就译制了《山本五十六》《啊,海军》《日本海大海战》等片。在众多的电影厂中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任务最多,这些任务都是从“中央”下达的。影片从哪里来?译制后作什么用途?供什么人看?都是保密的。

       1970年,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人员和整个电影系统的人员一起,都在上海奉贤县东海滨的“五七干校”参加劳动,接受改造;有不少导演、演员还在“接受审查”。忽然一部分人被领导上影系统的工、军宣队调回市里的原厂房,参加了第一批“内参片”的译制工作。

       当时的上译厂老厂房还在万航渡路,和上海美影厂同在一个院子里,合用一栋小洋楼。上译厂的录音棚就搭建在3楼楼顶平台上。演员回到厂里,发现这工作十分神秘,进厂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保密条例;在楼梯口还贴着一张告示:“非工作人员禁止上楼”。参加译制工作的人都必须对影片的片名、内容保密,连家人也不许透露。即便是本厂的翻译、演员,只要在目前正在译制的影片里没有任务,也一概不能接触这部影片。上译厂明确规定,剧本不能带出厂外,剧本都有编号,工作结束,必须交还厂里。这是作为一条纪律必须执行的。

       第一批需译制的影片都用代号,代号为A片、B片、C片……A片是《红与黑》;B片是《漂亮的朋友》;C片是《战火中的城市》。当时对这些影片的译制质量要求很严,时间也很紧。原译制厂的演员不够用,也会借故事片厂的演员来一起工作。

       1970年一共配了8部内参片,片名我(作者,下同)是多年后得知的,现在已记不全了。只记得其中一部是《红菱艳》,事后我听说《红菱艳》配完送审时,引起江青不满,认为质量不合格,要译制厂重新返工。这迫使工宣队不得不启用当时仍然戴着“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”的帽子、正在接受审查的上译原厂长陈叙一来担任译制导演,也不得不同意还在监督劳动的邱岳峰担任男主角莱蒙托夫的配音,重配以后才得以通过。

       到1972年,送来译制的片子就比较杂了。虽说也有反映二战的美日合拍的影片《虎虎虎》,但其他的片子有法、意合拍的《巴黎圣母院》,有美国黑白版的《简爱》,有意大利的《切·格瓦拉》,还有两部墨西哥电影:重拍的《生的权利》和《冷酷的心》……

       这些影片的拷贝(当时并没有买下放映权)是从哪里来的?译制的目的是什么?我们仍是一概不知。像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简爱》等片显然和当时的国际国内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无关。有个说法:是为了了解各国电影的动向;也有说是为拍样板戏电影作参考。听说江青看了这些影片,不断对样板戏的电影拍摄提出要求,一会儿要求“出绿”,因为我们国产的胶片拍出的画面都偏红;一会儿又要求拍“长镜头”,说是国外的流行。这些都是作为“中央领导”讲话精神,内部传达的。

       1976年下半年,“四人帮” 已经被粉碎了,但是译制“内参片”的任务并没有中断。到1977年,仍译制了《刑警队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未来世界》和《蛇》。一直到1978年,还译制了《猜一猜,谁来吃晚餐》、《朱丽亚》和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。至此,“内参片”的译制任务才告一段落。其中有一部分影片虽然后来在影院公映,但译制时并没有版权,所以仍算“内参片”。

       这些特殊时期译制的影片,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或神秘,只是在那样一个10亿人只能看8个戏的时代,这些只供极少数人观看的影片,对广大老百姓来说,就显得很神秘了。那时,部分“内参片”也会通过内部途径到上海供领导及有关专业人士观看,所以在那个时代,谁有一张看“内参片”的电影票,就会显得身价不一般,因为这是一种特殊待遇,十分奢侈。甚至出现这样荒唐的事:当初参加配音的人员,因为运动中某个“历史问题”没弄清楚,竟然没有资格作为“革命群众”领到看自己译制的“内参片”的票子。

       “文革”以后,文化上的禁锢消除了,外国电影又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进口了,而那些“内参片”里的一部分影片,有的买来了放映版权,正式进口在影院上映,如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、《简·爱》等。
“内参片”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,已经不复存在了,但它折射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怪像,我想,记录一下还是有必要的。


       在“文革”后期,已有不少西方国家影片在内部放映。理由无外乎就是为了参考或者批判。江青就曾为《鸽子号》里相爱的男女在水中拥抱的场面所感动,说如果是她,她也会跳进水里扑向自己的爱人。这件事情是作为江青的一条罪状在后来公布的。

       内部看电影是一种特权。这种特权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。80年代初期的北京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是专门放映内部片的地方。能看内部片的单位是那个电影刺激就挑哪个电影看。那时内部片的电影票很抢手。听说过少女以上床换取电影票的事情。后来还有另外一种内部片,即某个国家的电影回顾展,办过英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瑞典、德国、加拿大等国的电影展。这些影展虽然是内部的,但看的人不限于电影界。影片由有关国家提供,都是有代表性的。中国的许多电影人就是看这些电影成长起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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